袁振英的译文《俄罗斯的我观》认为俄国劳农政府很有存在的价值，其还发表《批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学说是苏维埃政府最重要机关的哲理。
以形式方面的宪法特征论证宪法内容方面的命题，似乎有些南辕北辙，由此得出宪法具体化与实在法命题无关的错误结论，自然在情理之中。然而，部门法是否是宪法的具体化，本身是一个实在法命题。
陈文所说的宪法的实在法命题不支持宪法具体化，是在排除了宪法的第二种司法化基础上作出的，遗漏了拉兹宪法概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一）背离常识的结论 无论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是否成立，它都与实在法命题无关，是陈文关于实在法命题的分析结论。第一组的核心内容是明确宪法作为最高法的体现形式和程序机制。宪法作为最稳固的法律主要展现的是实在宪法的形式特征，部门法的宪法具体化则主要彰显宪法内容方面的特征。第一，拉兹宪法概念的第1项特征不应被排除出宪法的实在法命题。
陈文也恰恰是在这三个不同层面对部门法是否是宪法的具体化展开分析。（二）概念命题推理中的两个缺陷 陈文试图借助哈特的理论为其彻底否定宪法具体化提供支持。[8]基于宪法之法律总则的地位而展开的学术批评，难免给人以主观臆测、自说自话之嫌。
就最高法的体现形式而言，它体现在违反宪法的法律无效或者不得适用。实际上，如果将拉兹宪法概念第1项特征中的组织规范纳入实在法命题，恰恰能够部分支持宪法具体化。二是实然和应然的不分。如果仅仅从公法属性出发，其与其他公法部门均处同一位序，自然不存在宪法具体化的问题。
[39]前引注[1]，陈景辉文。宪法固然是法律，但宪法同时又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构成性要素，确立国家的根本制度，具有最高效力。
陈文所说的价值命题从根本上属于政治哲学领域，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法律论述的范围。无论公法规范的宪法具体化，抑或是具有公共性的私法规范的宪法具体化，其都是宪法框架秩序意义上的宪法具体化，立法机关享有具体化宪法的形成自由权陈独秀对于人权的认识，是其关于新文化运动政体社会思想认识的一部分，体现了当时对民主、科学理念的体系性观点。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拟定的劳动法案大纲中罗列的人权主要包括：在政治自由上，承认劳动者的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契约缔结权以及与国际联合的权利。
[1]据文献资料记载，康有为是最早把日文汉字中的人权语词介绍到中国的中国学者。在1919年11月23日发表的《非自杀》一文中，毛泽东对自杀问题明确表示排斥的态度，认为：自杀在伦理学、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都无位置，故各国刑法有禁止自杀的规定。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人权理念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和苏俄宪法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我们一般国民，尤其是全国市民，对于这几项生活必需的自由，断然要有誓死必争的决心。
胡愈之的译文《罗素的新俄观》谈到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宪法，苏维埃制度算是新俄国的一种特点。如果说在建党之初，这个政治口号还属于空洞的鼓动的话，到了大革命中后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就已经相当明确了。
[19] 《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李大钊谈道：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24]。
三、1918年苏俄宪法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权话语的影响 在1918年苏俄宪法的影响下，诞生了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二者共同构成了现代宪法秩序的开端，标志着人类从此进入自由权与社会权二元化的新的人权发展时期。袁振英的译文《俄罗斯的我观》认为俄国劳农政府很有存在的价值，其还发表《批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学说是苏维埃政府最重要机关的哲理。从1927年8月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继续进行革命战争。没有工会，便不能取得和保障经济利益。1919年11月，围绕当时社会关注的赵女士自杀事件，毛泽东在《大公报》《女界钟》连续发表10篇评论性文章，回应社会的关切。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人权口号是在1921年11月20日《陇海铁路罢工宣言》。
在经济上，要求限定最高租额、限制高利盘剥、反对预征钱粮及苛捐杂税、征收按市价计算、统一度量衡、禁止囤积居奇。自由是人的天然属性，是人最基本的人生权利。
用生存权来概括职业自由权、劳动权和教育权，这是毛泽东首论生存权，可以说是中国生存权论的第一人[13]。[2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1页。
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开展政治斗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农民政治意识启蒙的过程，也是唤醒民众争取权利的过程。[20] 《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给人以自由，特别是经济上的自由，我们要改造这样的社会，是寻快乐的，不是向那穷苦不自由的地方去[40]。[6]在另一篇题为《赵女士的人格问题》的评论文章中，毛泽东从人格的角度评析了这一事件，他说：人格这件东西，是由于对手方面的尊崇才有的。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农民运动口号是：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52]因此可以说，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
……现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实力来争取民权，要求普选的国民议会，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的政治自由……[38]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把当时人权概念所包含的政治自由内涵引入民权概念之中，试图构建区别于西方的人权概念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权思想逐步体系化的开端。此外，在当年创刊的《湘江评论》中，他对于文艺复兴与思想解放以来的命题，如人类应如何生活?，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对强权与自由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32]此外，特别指出保护女工和童工[33]。[29] 同上注，第133、134页。
虽然人权带有鲜明的时代性与意识形态性，但在前后百余年的历史演进中，人权已经融入中国人的公共生活，是共同体具有凝聚力的价值目标。火车升火的工人不能超过四小时[45]。
[9] 在谈论湖南省宪时，毛泽东批评省宪法草案，认为：第一个最大缺点，是对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提出：财产是一个根本，教育、职业、婚姻种种都是枝叶[10]。《大纲》规定，禁止雇用16岁以下的男女童工，禁止18岁以下的男女工人从事吃力及有碍卫生的工作，绝对禁止超法定时间工作，禁止女工及18岁以下男工从事夜间工作等。建立八小时工作制的规定，每个工人最大限度的工作能力，一日不能超过八小时以上，这个数目只有再往下少，不能再往上加，如矿山的窿内工人，则至多不能超过六小时。……共产党主要任务之一，便是组织工人群众而指导他们的斗争，坚决的力争增高生活程度，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争得绝无束缚的工人组织及阶级的工会之完全自由，争得无所限制的罢工权，努力反抗以至消灭工人无权无利的奴隶状况。
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介绍草野宣隆译的《人权宣告辩妄》。1928年6月到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并把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工作。
[44] 参见注[31]，第88页。[47]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8页。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明确了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特别强调：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该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又如胡愈之的译文《劳农俄罗斯之改造状况》介绍的是列宁谈话内容，其中提到劳农俄国宪法刊印至三百六十万册之多，分送各处，以资流传。